除了文學革命之外，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還包含了新思潮的引進。五四的學界，堅信中國必須走向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之路。認為只有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可以救治中國在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要用「民主」來反專制和反軍閥，就是因為要提倡民主，所以更要提倡對於個體上的解放，不再受到外界的役使，並且推翻為專制政治服務的舊倫理、舊道德。 要用「科學」來挽救中國的落後，所以反對迷信，反對偶像崇拜，主張利用新的文學形式來引進西方現代的思潮。「全盤反傳統」、「全盤西化」則變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動人的主題和口號。 在全盤反傳統方面，學術界則利用文學的形式，大肆標榜反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如陳獨秀指孔子學說是「中國社會前進的絆腳石」，認為人格的獨立、政治的民主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為勢不兩立 李大釗認為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的護符」，指當時尊孔復古之輩為「國家的叛逆」，「國民的公敵」，要「燒掉他們的書，殺掉他們的人」。 另外當時的四川學者吳虞更是因批孔而聲名大噪，他把「麻目不仁的禮教」比喻作「洪水猛獸」。他認為封建家族制度鞏固了中國的專制體制，而封建倫理道德因鞏固家族制度，所以也連帶著也鞏固了專制體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喫人的禮教」。 而吳稚輝認為是中國「國故的臭東西」，同「小老婆和吸鴉片相依為命」，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主張要把孔二先生打進毛廁裡三十年，讓他不得翻身。 他們攻擊輪迴說、有鬼說、卜卦、風水、仙丹、氣功、留辮子、叩謝、吸鴉片等等。從以上尖銳的言論觀來，五四學界不僅僅攻擊中國舊道德，也全盤的反對傳統，如胡適批評中國戲劇： 中國戲台上，跳過桌子便是跳牆，站在桌子上便是登山，四個跑龍套便是一干人馬，轉兩個彎便是行了幾十里路，翻幾個觔斗，作幾個手勢，便是一場大戰，這種粗暴愚蠢，不真不實，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令人作嘔。 由此可知，此時的反傳統行動是非常的激進而且銳利的，在在地地的讓「傳統中國」面臨到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驗。 在引進新思潮方面，如易卜生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美國杜威(John Dewey)的實驗主義、羅素的改良主義、法國柏格森(H. Bergson)的直覺主義、俄國克魯泡特金(P. A. Kropotkin)的互助論(無政府主義)、德國馬克思(Karl Marx)的「剩餘價值論」、「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等，中國在這前後二十年間幾乎塞入了西方18、19世紀兩百年內的思潮。這些思想互相的影響、融合，互相爭論、辯駁，掀起了中國一波新思想的波瀾。 五四前期，因為學術界致力於中國民族性的改造，自由主義便成為啟蒙運動重要的主題，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巳」、「阿Q正傳」等短篇小說，便是五四運動初期結合反傳統、引進新思潮的代表作品。五四以後，因學生街頭運動所帶來的愛國熱潮，對中國造成最大的影響轉變為強調行動的社會主義。這些廣義的社會主義，包括了「無政府主義」(安那其主義，Anachism)、工團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等。自此，以不再是單純的意識想法上的轉變，而是一種大體上的主義思想理論體系的架構產生，也就是整體文化面發展方向與依歸的追求和選擇。 在新青年及其他雜誌正在從事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同時，陳獨秀和其他北大的教授如李大釗等，眼見段祺瑞的亂政，所以在1918年12月22日創辦「每週評論」，以批評時事為目的，批判西方強權和國內軍閥的亂政行為。1918年到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每週評論」更是強烈譴責強權控制巴黎和會，也痛陳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背棄諾言，有「公理何在」之語。對內則反對軍閥把持政權，指「軍閥、政客、官僚」為三害，要除三害，國民必須要有參與政權的覺悟，並且舉行示威運動。 「每週評論」的呼籲，直接鼓舞了學生反軍閥、反強權的思想熱潮。一時之間，該雜誌的聲勢凌駕在「新青年」之上，成為五四學生運動的先導。

“安那其”（即無政府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大膽、有意思的想法，我不知道它來自歐洲的某些論述還是洪淩的獨特的理解。因爲斯蒂納爾和普魯東的思想正代表了早期安那其主義的哲學基礎，斯氏的“唯我主義”強調的是除了“我”以外任何外界的束縛都無意義，由此把人的個性放到至上的地位，使之得以無拘無束的張揚；而普氏的互助合作學說則進一步論述了人性只有在毫無拘束的自由生存狀態下，才可能使自身的善良本性——互助的道德觀充分展示出來。安那其主義認爲，對人性的最大束縛來自國家的統治機器及其虛僞的私有道德觀念，只有打碎了這一切外界的束縛，人性才能真正道德地生長與發展。

資料來源..http://tkgis.tku.edu.tw/~g8220150/che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