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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寫出我的解釋版本，並稱之為「解釋互動論」。我希望融合傳統的符號互動論、海德格的現象學，以及解釋學方面的傳統。此外，解釋互動論吸納了近年來興起的女性主義社會理論、後現代理論，以及米爾斯、沙特和梅洛龐蒂等人分別發展出來的「批判／傳記的方法」（critical-biographical method）。這種觀點的目標在於，研究與理解後現代時期（Mills, 1959; Baudrillard, 1983; Lyotard, 1984）的人類經驗。「解釋互動論」這個詞，就如上述各項方法所指出的，有意統合以下幾種路線：傳統的符號互動論（Blumer, 1969）、參與觀察和民俗誌（Becker, 1970; Lofland & Lofland, 1984; Adler & Adler, 1987; Agar, 1986; Fielding & Fielding, 1986）、記號學和田野工作（Manning, 1987）、後現代的民俗誌研究（Turner & Bruner, 1986; Clifford & Marcus, 1986）、自然主義的研究（Schatzman & Strauss, 1973; Lincoln & Guba, 1985; Patton, 1980）、創意訪談（Douglas, 1985）、個案研究方法（Stake, 1986; Yin, 1985），海德格（Heidegger, 1927〔1962〕, 1982）和迦達瑪（Gadamer, 1975）的解釋的解釋學與現象學作品、豪爾的文化研究取向（Hall, 1980），以及近年來女性主義對實證主義的批判（Cook & Fonow, 1986）。讀者如果想對本書的背景有多一層認識，可以參見以下著作：《做研究》（The Research Act）（Denzin, 1978, 1989）、《如何了解情緒》（On Understanding Emotion）（Denzin, 1984）以及我對美國酗酒者的三篇研究（Denzin, 1987a, 1987b, 1987d）。 　　本書的結構　　《解釋性互動論》共有七章。第1章將定義此一研究取向，並解釋基本的預設和名詞。我會比較這個觀點和社會科學中傳統的量化方法。也會比較解釋互動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並指出解釋互動論和女性主義思潮的親近性。我把這種觀點定位在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所建立的傳統之中。開啟解釋的世界　　解釋互動論顯然是一種質化的社會研究，其工作在於將體驗的世界直接呈現給讀者。如上所述，解釋研究的焦點在於那些深刻的生命經驗——這些經驗徹底扭轉或塑造了個人對自己及其生命未來的意義。這就是沙特所謂的「存在性的插入」（existential thrust）（Sartre, 1943〔1956〕）；反之，其他解釋觀點所處理的則是比較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特質與預設（Garfinkel, 1967; Goffman, 1974; Johnson, 1977, pp.153-173; Douglas & Johnson, 1977, pp.vii-xv）。存在性的問題體驗將我們引領到個人生命的「主顯節」（epiphany）。 　　 主體的經驗和主顯節　　個人生命中難以抹滅的互動時刻，比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所描寫的謀殺情節，有可能徹底扭轉當事人的生命。這就是生命中的「主顯節」。在這樣的時刻中，個人的性格被顯示出來，而表露無疑。藉著記錄這些經驗，研究者也闡明了當事人生命中的危機時刻。而當事人自己和別人往往會把這樣的時刻解釋為他（她）生命中的轉捩點（Strauss, 1959）。一個人在經歷了這樣的經驗之後，就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樣了。　　讓我再舉個例子，來說明主顯節的概念。在基督教的傳統中，1月6日會舉行慶祝主顯節的活動，以紀念耶穌在異教徒面前的現身，而這些非猶太人的異教徒也就是聖經中前來祝賀耶穌誕生的東方三博士。因此，主顯節代表了基督教神祇的顯靈或啟示。以下是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美國黑人民權鬥士）晚年的一個特殊時刻。1956年1月27日，當時26歲的金恩接到了幾通威脅殺他的恐嚇電話。徹夜輾轉難眠，他獨自坐在廚房，思索著自己在蒙哥馬利公車杯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在南方基督教領導聯盟中的領導地位。然後，他在內心聽到了耶穌基督的聲音。金恩博士這樣描述:「我聽到了耶穌……他說他不會離棄我，他永遠也不會離棄我，我並不孤單。」在蓋羅（David J. Garrow）最近出版的金恩傳記中，歷史學家倫恩斯（Howell Raines, 1986, p.33）評論了上述的情節。　　其他的傳記作家也注意到了這個情節，不過，蓋羅先生提醒了我們，這是一個轉捩點，這是金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夜，在日後的歲月裡，每當壓力變得難以承受，他就會回想起這段經歷。　　倫恩斯發現，金恩晚年不斷回想這個主顯節經驗，並稱之為「廚房裡的神蹟」。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他的小說《都伯林人》（Dubliners）當中，也運用了主顯節的描寫方法。事實上，他的原書草稿正是叫做主顯節。萊文（Levin, 1976, p.18）討論了喬伊斯的寫作技巧。　　喬伊斯把都伯林街上出沒的幽靈比做聖經中震撼異教徒的耶穌降世，他強調了二者之間諷刺的對比性；他還說，這些可悲而骯髒的影子……提供了一種天啟——當一則刻意被挑選的部分，揭露了整體，只需要一個字或一個細節，就可以表現出一個角色或傳遞一個情境。